我小时候便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气氛中长大的。父亲出身于地主，关于阶级斗争我们家没有什么好说的，但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有许多话要说。除了祖父的悲剧，父亲也深受日本侵略战争的影响。父亲本来在当时最好的中学——扬州中学上学，因战争不得不失学在家，失去了升造的机会。

幼小的我也有一些亲身经历。比如小时候父亲要求我们在前后屋空地上种上蔬菜，学习劳动，但是铁锹挖下去，全是瓦砾，这是日本飞机轰炸的结果。我上小学的路上，总会遇到一位不到三十岁的女性，脸色浮肿但看得出有几分漂亮，天天在路上挥舞胳膊并自言自语，街坊们都说她是被日本人吓疯了的。

我们小时候写作文，先给古巴小朋友写信，后来给台湾小朋友写信，再后来给越南小朋友写信。

1970年毛泽东“五•二零”声明发表的时候，作为孩子我随父母全家下放在农村。当晚父亲和哥哥根据广播里的记录速度，把这个声明全文听写下来，并用复写纸复制了十一份，第二天早晨我们大队十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已经得到一份，父亲自己留了一份。而我呢，深更半夜地“咚咚咚”敲门，把我的同学、贫下中农小朋友从睡梦中拎出来，大约有十来个人吧，在一条新开河的大堤上，我带领这些衣着凌乱、睡眼惺忪的农家孩子，把细小的胳膊伸向黑暗的天空和扯着嗓子喊道：“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！”“不是东风压倒西风，就是西风压倒东风！”“美帝必败，中国必胜！”

第二天我留意了一下，没有人在田头说到头天夜里大堤上的异常动静。那年我十四岁，这是我公共生活的开头。

为了准备来黄山这个国际女性论坛的讲谈，我找到了自己曾经写信给南京市领导，要求建立南京大屠杀纪念馆（即今天的南京遇难同胞纪念馆）的准确信息。有朋友给我发过一个网上的资料，称我是在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级时写了这封信，时间是1980年。但是我对这个时间始终疑疑惑惑，觉得与记忆不符。这回查到准确的了，2014年出版这本《南京大屠杀全纪实》（作者何建明），该书在序言中写到当时南京市市长张耀华的回忆：1982年夏，他在办公桌前的在一叠信件中发现了“一封署名‘崔卫平’的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的信”，引起了他特别的关注。在信中我吁求：

“我诚恳地请求你们，为历史也为未来，为南京人民、中国人民也为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做两件事：

一、在南京选择适当的地点，建立三十万受难同胞的纪念馆，在馆内陈列日本侵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有关照片、文献和实物。

二、与有关部门联系撰写、出版通俗的、图文并存的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历史记载，让小学文化程度以上的人民群众都可以阅读。”

”序言中还提到“第二封信是南京红十字医院的一名医生写的”。这么说，我是第一个以群众来信的方式要求建立这样一个沉痛历史纪念馆的。我清晰地记得自己当时是收到了回信的，回信署名是“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”。

这两个故事表明，我早年公共生活的起点，仍然是在我父母所提供的脉络上工作。只不过后来我把这个脉络延伸到下半场中来，即面对“娜拉走后怎样”。概括地说，我后来被称之为“公共知识分子”的工作是在这片土地上推进“平等的自由”，比如平等的说话的权利。此处摁下不表。

稍微提及一下的是，我是在90年代末才投入公共生活，这时候我已经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，思想十分成熟，不是凭冲动，而是清晰地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：不要权力，要真实和富有尊严的生活。在这之前，我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蛰伏期。换句话说，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个人成长时期，包括在个人业务方面。我称之为“公共生活”而不是一般说的“关心社会”，是响应汉娜·阿伦特的表述——所谓公共生活，是无数富有个性、光彩流溢的人在一起增进他/她们的共同利益。公共生活本身应该是五光十色的，而不是被其中某一种色调或力量所压倒，不是整齐划一的。作为个人，只是把她自己的丰富性带进来，以自身丰富性增进公共生活的丰富性，而不是无个性或者个性在其中遭到削弱。 

2012年9月，日系车车主李XX被参与游行示威的蔡X用U型钢锁打穿头部颅骨，导致其永久失去部分行动和语言能力，有称之为“U型锁事件”。实际上，手持U型琐的那位青年，他只做了一件事情，永久伤害了他的一位中国人同胞，除此而外没有做别的。但，中国人不能随便伤害中国人，是不是？一个人也不能让自己始终处于仇恨的黑暗当中，让自己人性蒙受损失。

目睹这起事例，我与朋友发起了一场签名《让中日关系回归理性——我们的呼吁》，其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：在自己的故土上生活、劳作，养育后代的人们，在涉及领土、国家主权等国际事务的事情，同样拥有一份发言权；而在政府处理主权事务时，也需要倾听民众的意见，更多发展民间交流渠道，增进互相了解，为子子孙孙创造和平的未来。这次签名者众，包括大陆、台湾、香港三地学者，前几天我看到台湾导演侯孝贤也在签名者之列。

我也因此而受邀访问日本。行程中我给自己加了一个项目：访问广岛，美国扔下原子弹的地方，大量普通民众深受其害。在广岛时一位民间和平组织的负责人接待了我，她第一句话对我说：“我妈妈十五岁遇到了原爆”（即原子弹落下来）。我对她说，“我妈妈十五岁参加抗日队伍”。然后她执意要来中国江苏盐城见我父母，她嘴上没有直接说“道歉”，但是她执意要来看望已经说明了一切。她的名字叫渡部朋子。

我将朋子要来的消息告诉父亲之后，父亲先是十分气愤，表示他不愿意在家里接待一位日本人。但是他慢慢地改变了态度。在家宴时，父亲发表演讲，严厉批评日本军国主义，并站在中国人立场上提出了三项要求，朋子认真听了并做了记录。朋子的这趟旅行全程我都用DV拍摄下来了，等有时间把这些素材剪出来。这是中日民间一趟很好的和平化解之旅。

再回到我祖父的故事上去。两个月前，我找到了牧师白秀生的孙子写的一本书《中国的阴影》（Shadows of China），关于他的祖父母和父母，他的父母也出生在中国。书中不仅没有提到1935年他祖父教会医院里的医疗事故，甚至连他祖父开办过医院也不知道。但是我在其他资料中读到，白秀生是最早将西医引进中国的人之一。我还看到盐城1936年的县志上面，特别提到白秀生在1921年、1931年当地发大水之际，为当地赈灾“奔走有力焉”。 

 （2026年4月黄山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