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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访陈丹青:艺术的“中国世纪”来了吗?

[2008-5-31 11:48:59]


专访陈丹青:艺术的“中国世纪”来了吗?
 
 
 
 
“真正特殊的国情是私下卖画。其中大项是走官家的礼,外界很少谈到。山东,十年前每年买画的资金就有两三个亿。商人年关将近手里一张信用卡,几百万,得赶紧在春节前把礼物送到各路官员那里,求爷爷告奶奶,画拿到了,转手递上去。地县级官员比的不是车,是家里的字画。我有一朋友开小拍卖行,国家委托拍卖双规官员资产,其中许多字画都没打开过……正常吗?只要是国情,别问正常不正常。”

“回到艺术圈,拍卖、收藏,都是新事物,与其指望标准,不如搜集平实的资料:境内砸钱买画的是哪些人?哪类人买哪类作品?为什么买?多少人转手炒?多少人诚心诚意攒收藏?境内和境外买家差异是什么?为什么有这些差异?至少,拍卖行应有统计分析,不然你怎么判断?谈什么标准?企业标准归结为利润,看数字。艺术呢?艺术变成数字,既难服人,又好像大家面对终审裁决,怎么办?”

在刚刚过去的2007年,岳敏君那幅穿上教皇结婚袍的自画像在伦敦以428万美元成交,在接下来的苏富比香港秋拍会上,他的油画《希阿岛的屠杀》以3168万港元成交;陈丹青的油画《国学研究院》以1200万元落槌;5天后,《牧羊人》以700万元人民币起拍,经过几轮叫价,最后以3200万元卖出。而在4年前的中国嘉德拍卖会上,《牧羊人》仅以187万元成交。涨的不光是岳敏君、陈丹青。还有蔡国强、刘小东、杨少斌等当代术家,他们的画在市场上的价格越来越高。

全球著名的美术基金负责人、佳士得拍卖公司的原首席执行官菲利蒲·霍夫曼 (Philip Hoffman)说,现在的情况是,如果你眼光足够好,你买的一幅画在15年后完全有可能增值100倍。另一位美国曼哈顿的艺术品收藏家Sue Stoffel则说自己的藏品价格已上涨了100倍,而她还认为“上涨才刚刚开始”。

艺术家艾未未说,从2007年的交易额数字看,从2000年前后至今,海内外对于中国艺术品市场价值的整体评估,大约上升了100倍;两三年前,中国还只有几个标志性人物的作品受到关注,而今已经可以用“遍地开花”来形容。中国与国外艺术家之间各种形式的接触与交流,更是空前的活跃。

世界各国最重要的美术馆都在向中国当代艺术家们发出展览邀请,美术界最重要的评论家都在评论他们的作品。这一幕,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电影和90年代末的中国文学同样看到过:电影是张艺谋、陈凯歌、姜文,文学的高行健、哈金、莫言。美术领域里的“中国世纪”真的来了吗?南方周末就此专访陈丹青。

  以前有泥有沙不给下,现在“俱下”

南方周末:你现在的画价那么高,是不是很高兴?

陈丹青:我不知道脸上应该什么表情。高兴的是卖出买进的人。拍卖是商界的事啊,媒体应该采访买家卖家才对。

艺术家清贫时没人过问,得了点钱,就会被关注。市场上的画大致是以前流出去的。张小刚、岳敏君的画,十年前可能几千几万块,今天它变成几百万上千万。你从网络上统计画家挣了多少钱,其实这跟艺术家自己的收入不是一回事。

但艺术家的经济状况确实好多了。我不会摆阔,也不想装穷,十多年前人家问我有钱了怎么花,我想了半天,说是想买欧洲古董镜框,如今我总算有了几个,还有几件十七八世纪的欧洲木雕。瞧这些玩意儿在灯光下发闪,我当然高兴,哪天凑多了很愿意弄个小展览给大家看看,几百年前无名工匠的手艺多好啊,我下辈子也弄不了这么好……你看,近几年我不送拍,可是市场没断过我的画,有流拍的,有卖掉的,有别人转手的,也有早先随手送人现在拿出来拍的。这很正常,这就是市场,市场的事情应该问市场家,不是问艺术家。

南方周末:市场对你个人创作有负面作用吗?

陈丹青:负面作用?大概就是我不太画画了吧,但我不画画全是你们媒体给闹的。我该赶紧放弃写作,多画画,多挣钱,可近年画价高上去,我却一天到晚在写作。我老是在干些没用的事情。

市场是有规定性的。你看张晓刚、方力钧他们近年都在画新路子,不肯受制于市场,但市面上都是他们过去的“标志性”作品。我当时不肯再画西藏也是同样道理,宁可到马路上去画像,我把所有西藏资料锁起来,再也不画了。然后我整整八九年不找画廊。这种事要下决心的。我总是逃开某种状况,说得好听点,就是人得自由。

南方周末:目前艺术品市场是不是过热了?

陈丹青:不是热不热的问题,是中国真有那么多资金,你怎么办?总得让钱流动。至于许多商业花招,始作俑者是美国人。1980年代,在世的艺术家,也就是说,活人的作品开始进入拍卖场,世家出身的收藏家成分同时出现变化,大企业、金融界、各种新型富商进入拍卖,发生炒作现象。中国一上来就学到这些新的游戏规则,而且立刻跟国情交融。所有生意场上的猫腻,拍卖中自然也会有,只是拍卖这一行比较耸动,有新闻效应,外界老拿拍卖说事儿,好像别的生意都干净极了。其实国内拍卖行大致是规矩的,你玩钱,钱不能乱玩的,改革开放那么多弊端,经济这一块比较不能失控,就因为失控不起。有钱人在学着怎样花钱,学习是要付代价的。

南方周末:如今的艺术市场泥沙俱下,究竟什么是好东西,什么是不好的,还是需要个判断吧?

陈丹青:情况是空前混乱,但从前有泥有沙不给下,现在“俱下”,总比淤在那里好吧。不然怎样沙里淘金?我不操心这些事。这么大国家,这么庞大的现代化转型,重要的是让一切转动起来,让事情发生。再说一遍:拍卖是生意,不是艺术,目前艺术界的价值判断尚且莫衷一是,怎可能要求生意场给出艺术标准。

还得乱很长时间,难的是泥沙如何退场,非常非常难。

回到你的问题:这些拍卖中的作品到底好不好?是不是第一流?我关心的不是这些。价位高低,是在种种标准中又添了一项,大家急了,怕价钱说了算。文化艺术的事,按理说应该时间说了算,时间还早,中国发生拍卖才不到20年,西方拍卖史两百多年。我在乎中国艺术是否出现真正自由的“个人”:完全自由地表达,完全独立。有吗?比过去好多了,但彻底的自由,我暂时没看到。所以我一再借用毕加索的话:“一旦艺术得到认可,它就不值一钱。任何值得一做的事物,都不会得到承认的。”这是高度自由的立场。毕加索那么自由,仍然坚持这个立场,什么意思呢?意思是:自由没有止境,自由是不停的追求。
 
 
亚洲文化是“盗版文化”


南方周末:“中国世纪”是不是真的来了?像蔡国强、方力钧、徐冰、岳敏君、杨少斌在中西方通吃。


陈丹青:“中国世纪”是极度夸张的词,意味着一百年!这种说法部分是幻觉,部分是真实,不论如何,中国艺术终于摆脱隔绝状态。这几位艺术家的国际声誉是真的,假如他们不是中国人,而是,譬如泰国人、玻利维亚人、埃塞俄比亚人……情况会两样。这不是艺术家的命运,而是国家的命运。国家暴发了,幸运忽然降临,所有人拼命摆脱屈辱落后的记忆,赶紧抓住幸运,并在词语上夸张它。


还有个现象,很简单,为什么中国当代艺术起来这么快?这么活泼?因为我们大大省略了创造过程。


西方艺术一路到今天,好苦啊。我跟你说,从印象派苦斗到现代主义,多少艰难,然后达达啊、抽象啊、极简啊、普普啊,一仗接一仗,像破茧那样,一代一代人好不容易弄出新观念,新技术系统,新理论……我们不必,我们分享现成观念,就像人家飞机呀、电脑呀,都发明了,你只管学会怎么使就行。你会说,科学不是艺术,是的,可是道理一样。你想想,塞尚、凡·高,到死都没人理,杜尚在1910年左右的念头,西方精英差不多要到他晚年才理解,今天还在追认那些理解。我们这里你闹个装置、实验,远远的背景是:世界上有人弄过这个,早已写进书里去了,进博物馆了,你土鳖,你不理,国外会有人理。他不会体验塞尚、杜尚那代人绝对的超前和孤立,他只要胆子够大,当然,得念过几本相关的书,大约熟悉现代主义文化背景。那种漫长的、递进的原创过程、挣扎过程、从无到有的过程,都不必体验,用鲁迅的话,就是“拿来”。


亚洲的整体文化被定义为“盗版文化”。中国后来居上,超规模盗版,在所有你想得到的事物上,统统盗版。这时,科学和艺术的真区别出来了:是的,你们先做了装置,可是我做这件装置的动机、我的全部感受和心理活动,你西方人没有,所以这件装置在表达我,不是表达西方。中国前卫艺术家的种种聪明智慧、种种后发制人的优势,就是盗版,但我用我的方式盗。这不是创造,而是出人意料的“新意”。这“新意”西方作品没有,他看不懂,他好奇——这是我们的文化资源,怎么到你那里变成这样呢?什么意思呢?


你要知道,西方文化对一切未知的事物感兴趣。我们误会西方,以为解释优势在他们那里,其实相反,就因为不可解释,“老革命遇到新问题”,他们这才兴奋。文化出现“新问题”才会引起他们关注。


南方周末:外国人是不是看不起这种拿来主义?


陈丹青:“盗版”是个贬义词,用在文化上却很真实:这一套原来是他们的,我们不吱声拿来用了,他一愣!但西方人输出的世界观是“人类”,他假定这玩意儿是为所有人。你的传统断了,你还有新招么?没有,你就用我的,没什么看不起看得起,西方要做生意。鸦片战争就是要跟你做生意,朝廷动了自尊心,会错意,于是打,打完了,划几个港口,还是做生意。一百多年闹下来,中国总算过了这一关,来吧来吧!欢迎投资,欢迎合作。这么大领土,这么多人口,谁敢看不起?除非自己看不起自己。


这是个心理问题。事实是,你要谈原创,免谈,没有!这100年,什么东西是我们原创的?没有,任何领域都没有。可是你换个方式、换个概念谈,那是大有可谈。


欧美目前是另一种情形。这些年回纽约,它的文化逻辑、文化资源都还在,仍然焕发创造力,但你跟二战后六七十年代欧美文艺比,跟早期现代主义比,甚至跟后现代文艺比,他们现在的“勃起状态”不如那时候了,为什么呢?文章有点做尽了,能发掘的领域都发掘了,尽管还在掘……中国崛起,无论如何是件大事,文化也好,经济也好,西方一流的头脑不会放过这个历史机遇。他一定会来关注你。当然,最关注的是生意人,是文化投资,人家的主旋律是做生意,财团,金融家,几年前就有计划有步骤,眼光聚焦中国的财富和当代艺术了。时机对了,他真能炒得起来。政府的思路近年也调整得快,给当代艺术一定的空间。总之,中国这台大戏,说穿了,如果没有西方介入,完全关在国门内,休想折腾,所以要改革开放嘛。


南方周末:为什么中国艺术品那么受西方市场的青睐,价格越来越高?


陈丹青:中国艺术家的幸运取决于更大的幸运,就是国运太好了,挡不住。这两年我收到索斯比拍卖行图册,张小刚、岳敏君的作品跟安迪·沃霍,跟西方二战后一流的大艺术家,页面排在一起。一般西方艺术家没这殊荣。这在五年十年前绝对不可想象。今年纽约古根海姆现代美术馆为蔡国强举办盛大个人回顾展,不可能比这规格更高了,他的创作状态非常旺盛,手段多,担得起这个分量。


在西方的世界性文艺版图中,中国长期缺席。1980年代后,中国人出现了。电影比较早,张艺谋他们得奖。然后是文学,比方高行健、哈金……美术界晚一点,终于和西方初步合流,西方人开Party,中国是新来的贵客,说说笑笑,慢慢儿成了世界艺术大家庭一分子,西方哪怕在宴会上给你专门设计一张椅子,你得有人往上坐呀,坐上去了,大家有面子——时代真是变了。


南方周末:这个运气会持续多久?


陈丹青:取决于国家大势,国家能幸运多久?历史上没有对应的经验足够解读中国今天的现实,史无前例。



价值混乱,钱就会变成尺度


南方周末:美协、画院、学院这些官办机构的艺术价值判断失灵后,市场就成了惟一的判断标准。圈内人都关心自己卖了多少画,价位怎么样。


陈丹青:价值混乱,钱就会变成尺度。体制外群体没别的比,谁服谁啊,于是比价位,当然,各种类型出现了,绘画和装置怎么比?但一卖钱,全部变成数字;至于美协、画院的官位为什么仍然抢手?还是钱,还是数字。主席和副主席,底下价格大不一样,买家是各路企业人,难判断,看你名片头衔,然后砸钱。


这事好歹得分两面看。一面,拍卖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,改革开放必然会走到这步棋。事情一旦往市场走,规律会跟着走。你掏了钱,钱会说话:钱会停止,钱会流动。这些作用什么时候起,什么方式起,没人知道。任何已有的市场理论、历史经验——欧洲的、日本的、港台的——都无法解释中国市场,因为这不是真的市场,太多体制因素,可是你又不能说完全是假的,有买卖,就是市场。


另一面,尽管市场混乱暧昧,但它释放活力。当代艺术即便泥沙俱下,其中凡有名头的,市场好的,的确是优秀的。我很愿意承认别人。你横向地去跟欧美比,不好比,咱们没出安迪·沃霍,没出杜尚,但是平心而论,国内的政治波普啊、观念艺术啊,还有像刘小东,包括影像艺术几位哥们:吕楠、刘铮、洪磊……我佩服他们,我很庆幸在这么短的时间,中国艺术圈出了这么一批人。


南方周末:美术市场今天这样火爆的状态是正常的吗?是不是市场和意识形态同时起作用的缘故?


陈丹青:市场火爆,因为经济增长火爆,因为各种买卖,包括艺术品买卖中断将近半世纪,一旦解禁,能正常吗?就像纵欲是因为长期禁欲。你说纵欲不正常,可是禁欲正常吗?艺术市场也是一样道理。


今天的市场格局,比方说拍卖行僭越传统画廊市场功能等等,刚才说了,始作俑者是美国人,我见证了这个过程。我去美国不久,1980年代中期,沙里、施那柏二十几岁画廊出名,三十几岁就上拍,价位翻倍。德·库宁那一辈做梦也想不到活着时会进入拍卖,他寿命高,亲眼看见自己的作品上拍,可是帕洛克、罗斯科这些抽象表现主义老将1970年代就去世了……收藏群体的成分也变了。包括画廊业巨子也开始插手。还有日本财团的介入,1980年代他们花逾千万美元拍走凡·高的画,当时震惊欧美。


中国这些年进拍卖行的人十之有九没有收藏“前科”,入道前对美术界一无所知,而重要拍卖行的背景高度官方,这些情况,西方都没有,典型中国特产。一幅画高价出去了,媒体只报道画家的名字,拍卖圈内人才知道真正获利的是买方卖方。西方舆论很成熟,详细跟踪分析谁在买,为什么买,与过去的收藏史有什么差异,等等。中国媒体几乎没有这类研究性质的资讯,只是成天惊呼价位,误导舆论,美术界有头脑的人不会认同价位就是标准,可是社会上却信以为真。


真正特殊的国情是私下卖画。其中大项是走官家的礼,外界很少谈到。山东,十年前每年买画的资金就有两三个亿。商人年关将近手里一张信用卡,几百万,得赶紧在春节前把礼物送到各路官员那里,求爷爷告奶奶,画拿到了,转手递上去。地县级官员比的不是车,是家里的字画。我有一朋友开小拍卖行,国家委托拍卖双规官员资产,其中许多字画都没打开过……正常吗?只要是国情,别问正常不正常。


南方周末:在中国以外,美国、欧洲的情况和我们相同吗?除了市场,还有什么在起作用?


陈丹青:哦,太不一样了。除了市场,美国有庞大的基金会系统,俗称第三政府,专门资助未被发现、未被承认的艺术家,上百年传统,行之有效。我在1990年代初画自己的玩意儿,不肯找画廊,给各州基金会写信,全部回信,有一家决定给钱,毫无回报条件,一声不响给你开支票,我马上租画室。


欧美学术系统完备,历史文脉没断过,谁第一流第二流,账面很清楚,然后才是新面孔,逐渐淘洗。日本也是这样,有良性的秩序,层次很丰富,很分明,在理,到位。欧洲基金会比美国少,欧洲的厉害是官方扶持文艺:法国德国的文化部附属外交部,高瞻远瞩,你看歌德学院在各国分部做的都是高端文化活动,荷兰、英国,都做得好。欧洲政府的教育投入、文化投入,都是重项,二十多年来中国多少学者艺术家去欧美交流,都是美国基金会和欧洲政府热心折腾。


中国呢,民间基金会谈不上,纯粹民间的文艺机构根本没有。政府弄文化是为了政绩,资金和资源不外乎官商两家合伙运行,早已成了模式。艺术学院谈不上教育,但权力运作空前奏效。没有哪个国家有像我们这么庞大的官方教育或者文化机构,你去文化部食堂看看。这些机构确实起作用——人家是人做事情,我们是事情养人,他们是很忙,国家的仓库将堆满艺术品,然后列入行政报告:啊!听着!百分之多少多少……有根有据。这是在提升文化吗?社会因此更有文化吗?但它必须运转,千万人靠它吃饭。别问品质,要看数字,论数字,中国文艺界人口世界第一。


  真的文艺标准,不吱声的 


南方周末:在这种情况下,如何建立中国人的艺术判断标准呢?


陈丹青:“判断”和“标准”不同。“标准”常被假定是静态的,永恒的,但美术史其实是更换标准的历史。“判断”是动态的,跟着活的情况走。30年来的美术,包括各种文艺,重要的不是寻找标准,而是释放活力,跟经济和社会领域一样。你在乎标准,你就动不了。但如何判断目前发生的状况?


譬如当代艺术两年前因纽约拍卖带动,骤然成为市场重头戏,价位跳级蹿升。相对写实的体制内作品迅速落差,甚至边缘,而长期边缘的当代艺术处境被大幅度改写,改写的影响力来自境外。这一天迟早会来,但大家还是苦于如何反应,如何判断。其实当代艺术十多年来一直被境外“认领”。香港、新加坡,是一组收藏群体,欧美另有收藏散户,其中瑞士的西客、比利时的尤仑斯是两大藏家,收藏品数千件,可以开小型美术馆。问题是他们并非仅仅关注前卫艺术,还包括“文革”前后作品。陈衍宁的《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》,西客花上千万元拍走——联想到诺贝尔奖,威尼斯、柏林、戛纳电影奖,还有各种双年展等等来自西方的光束,说明什么呢?我不认为这是所谓“文化殖民”,我也从未指责任何在境外获奖的作品是取悦洋人——虽然我在纽约长期自甘边缘,从来没有试图招引西方人的目光——艺术是小意思,被更大的事情决定。不要忘记,自孙中山到共产党的一系列革命,真实的“主宰”来自境外,苏联,日本,或者美国……再问一次:说明什么呢?


回到艺术圈,拍卖、收藏,都是新事物,与其指望标准,不如搜集平实的资料:境内砸钱买画的是哪些人?哪类人买哪类作品?为什么买?多少人转手炒?多少人诚心诚意攒收藏?境内和境外买家差异是什么?为什么有这些差异?至少,拍卖行应有统计分析,不然你怎么判断?谈什么标准?企业标准归结为利润,看数字。艺术呢?艺术变成数字,既难服人,又好像大家面对终审裁决,怎么办?


真的文艺标准,不吱声的。过去只有一个标准,目前标准错乱。标准错乱的坏处是泥沙俱下,好处是新格局破茧而出。体制内过去以意识形态作标准,现在失灵了,只能以官衔定标准,其实既为利,也是脆弱,因为它不再自信。市场标准则从来是价位,它会上下波动,自我调节,改革开放就是将一切交给规律。从人治到法治,从垄断到市场,即便伪法治、伪市场,也比赤裸裸的人治和垄断强……路还长,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得多,眼下的骚动,只是价位忽然成为仲裁者之一。我们认同哪一种仲裁?权力,还是价位?


另一种仲裁据说是“时间”,目前暂时看不到这句话的说服力。我痛心的是有些老前辈至今未被市场确认。大家忘了董希文,多么了不起的艺术家,完全不在市场,他,还有不少前辈被不公正地遗忘、忽略。这在西方不可思议:市场名单有20世纪的毕加索,可是没有19世纪的马奈?当年马奈被沙龙长期拒绝,最后是印象派同志们花两万法郎从他遗孀手里买下《奥林匹亚》,抬进卢浮宫。


我们没有毕加索,也没有马奈……我们有董希文,但市场闹这么高,家属愿意将遗作无偿捐给“国家”吗?眼前的艾未未、蔡国强,“国家”也不会给名分,因为“国家”就意味着那几个行政干部。现在未未和蔡国强有名是因为你们媒体的关注,他们在艺术上的“注册”来历,大家知道,其实是在西方。


你问标准,这是谁说了算的问题。如今媒体扮演一部分话语的权威,此外,更强大的事物在支配我们——不完全是权力,也不是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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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雷摄影(上苑艺术馆09驻馆艺术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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